汉代石雕艺术应用范围是十分广阔的，它有大型纪念雕像，有园林装饰雕塑、各种丧葬明器、画像石、墓室雕刻以及各种石雕工艺品。各种形式的石刻建筑也是汉代首创。

    汉代石雕的新创造，首先见于汉武帝元狩三年，当时，武帝大肆兴修皇家园林——上林苑，并于苑中昆明池东西两岸，按左牵牛、或织女的形式，设置石刻人像。现在这对石人像仍然留存。

    另一方面，我们也注意到“汉昆明池石刻”与先秦石雕，以至汉代人物陶塑的共性，采用简括抽象、变形夸张的手法，传达出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，因而汉代的著名大型石刻都受到了它的影响。

    这些石雕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，至今仍以其粗朴雄浑的气势，吸引着千千万万的艺术爱好者和游人。其艺术魅力在于他们主要是采用了“因势象形”的抽象技法，简括而又传神地表现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。这种象征风格显然与秦俑的表现手法迥异，却使我们联想到先秦的雕塑传统。而且，这咱追求以形写神的象征主义风格，一直在左右着汉代的各种石雕创作。渴望以粗犷的形式，表现精神的世界，这成了汉代大型石雕的主流。

    另一方面，我们从汉代的石雕作品，也同样能感受到各种生活的气息。政治上的独尊儒术，并不能持久地维护帝制的法统，封建社会通过内部的自我破坏、调节，又为东汉的繁荣带来了新的活力。在偏安一隅的四川地区，石雕创作特别发达，这与当时盛行厚葬有关。厚葬的根源是来自于汉代崇奉孝道的大行，古者“事死如生”，所谓养生葬死，生极其欲，无形中汉墓就成了古代社会的一个缩影。一方面，贵族富豪以死后仍能占有他们的下人为自豪，另一方面艺术家在秉承权贵意志的同时，也乐于塑造自我并融入美感受。

      汉汉雕刻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广阔性，是任何时代的艺术作品都难以比拟的。所以汉代雕刻家往往是采用象征写意的手法，来刻划这种可供观者发挥想象窨的场景。就其艺术高超的表现力而言，它们与古印度著名的同类石雕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    汉代先是流行黄老思想，其后道教和巫术极为盛行，同时他们又与原始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，这些庞杂的思想也时刻在支配着艺术家的创作。因此，从石雕的浮雕形式来看，它十分注重现实与幻想的结合。另外，其所刻划的形象，线条飘逸灵动，动作夸张，人神杂糅，给观者一种天上人间之感。它们虽然是石雕作品，其实最能传达出汉代绘画艺术的神韵。
   
    我国目前尚存的最古老的石雕建筑，要首推出东肥城孝堂山石祠。它本为建于坟墓前的石造享堂，实为仿木建筑形式，呈单檐悬山顶面阔两间的结构。石祠的内壁刻满了石雕画像，实为著名的古代石刻艺术博物馆，它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艺术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

    中国古代的骑战狩猎始于春秋，但规模和战马都具有原始形态，经数百年至两汉的发展，才达到空前的盛况。孝堂山画像骑射图就再现了当时一个激战的场面，动势夸张战马在疾驰，人在弯弓引射，有的人用矛刺翻马上的敌人，形象刻划皆英武而紧张。骑战下方是行猎图，手持猎具的猎人，向前追逐的猎犬，都体现了紧张生动的生与死的搏杀情景。这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，不要说上古绘画，就是中古作品也极为罕见，通过汉画像刻石，我们不仅可以深解汉画的笔意，也可进一步地颔会汉画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承先启后的地位。

    如同古代埃及的艺术一样，汉代创造的各种石雕艺术的奇迹，都可说是为了“来世”的艺术，我们不妨统称之为“陵墓艺术”。

    综上所述，两汉许多石雕艺术杰作的涌现，都充分地证明了汉代是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高峰。艺术的繁荣，与当时的经济、政治伦理、宗教哲学观、原始信仰、礼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。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，最终促成了石雕艺术的发达，并奠定了其基本形式向更完美的境界发展的必要基础。可以说，后世石雕艺术的发展，完全要取决于它在建筑艺术中的应用广泛程度。从汉代的石雕艺术，我们不仅看到了当时高级的和一般的建筑形象，而且看到了石雕艺术发展的光辉前景。因为汉代建筑已经综合地运用绘画、雕刻、文字等形式作为各种构件的装饰，并达到了结构与装饰有机结合的程度，这正是后世中国古典建筑艺术最常见、最基本的手法。

    艺术所装点出的繁华，并不意味其背景是太平盛世，事实上它却标志着衰落的开始。所谓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，这是两汉末年的写照。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残酷压榨，贵族豪强堕落的腐朽，终于导致了不堪痛苦的人民的反抗，东汉帝国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走向崩溃，中国古代社会从此便走向了动荡、分裂割剧的漫长岁月——魏晋南北朝时期。